1924年生于上海，2009年去世。1952年獲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碩士學位。上世紀五十年代初，他繞道歐亞十多國，行程數千里回到祖國。他是我國金屬結構設計研究工作的先行者和帶頭人。數十年來，負責過數百項大型軍用及民用鋼結構工程，包括人民大會堂、首都體育館、北京325米大氣監測塔等重點鋼結構工程及援外鋼結構工程。

　　■口述/張瓏（李瑞驊之妻）

　　■采訪/本報記者　譚璐

　　■20世紀中國中產階級家庭教育的一個范例：既學且玩

　　■四年交大全憑拼體力讀下來

　　瑞驊的干親，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蔡鐘翔曾經評價說：瑞驊所接受的家庭教育，是20世紀中國中產階級家庭教育的-個范例。他的父親是一個典型的儒商，對子弟的培養，更具遠見卓識：讓他們自幼就接受傳統文化的熏陶，同時又讓他們自由玩耍，鍛煉獨立生活的能力。一俟完成大學學業，便放他們高飛遠翔，越洋深造。這樣培育出來的青年，既具備傳統文化的根底，又得益于西方文化的滋養，為日后的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我國許多前輩學者，都是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的。

　　其實在我們小時候，在我所認識的同學和朋友里，很多中產階級的家庭都是這樣培養子弟的。瑞驊他們兄弟小的時候，每到假期，家里就請老師為他們補課，請老先生補習國文，包括古文和白話文，也請外國人來補習英文，甚至還請過一位昆曲老師，也每天練習寫毛筆字。

　　盡管家長十分重視教育，但也并不主張死讀書。瑞驊成年后回憶起來，小時候的生活豐富多彩，趣味無窮。小學時他們做模型飛機，他還記得哥哥瑞麒做過一只英國18世紀式樣的船，上好油漆儼然成了一件藝術品，母親為它配了玻璃罩，在臥室內放了很久。在初中時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瑞驊和他的哥哥弟弟三人養鴿子入了迷。還玩照相，買100呎整卷的電影膠卷，從照相館里討來空的膠卷盒，在黑房內自己將電影膠卷剪斷裝盒，所以拍一張照片的成本只有幾分錢。拍了照以后自行沖洗、放大、上光。所用顯影劑和定影劑也不買現成的，而是從化學書學著自行配制，連放大機都是用皮鞋盒自制的。游泳也是他喜愛的運動，1946年在杭州玉泉游泳池舉行全國游泳比賽時獲得880碼第二名。從加拿大回國后，1952年五一節時參加表演賽得了50米潛泳第二名。

　　瑞驊小學先上的是智仁勇小學，后來三年上了育才公學。育才公學是上海英租界公部局辦的，老師大部分為英國人，教學方法完全按英國學校的傳統進行，因為英國重視基礎教學，所以聘請的都是資深的老師。英國學校有一信條：“Spare the rule，spoil the child．”就是“不打不成材”的意思，小學生因頑皮而被打手心、打耳光是常有的事，甚至有被老師抓住頭往墻上撞的做法。

　　當時在上海，就理工科而言，學校辦得好壞的標準之一是畢業后能否考上交大，而交大功課之重在社會上是聞名的，故有形容交大學生“第一年戴眼鏡，第二年帶藥罐，第三年帶痰盂，第四年帶棺材”的戲言。第一年下來被淘汰的約有1／5左右，多半是因體力不支而輟學。瑞驊曾說他四年的學習可以說完全是靠拼體力拼下來的，那時每天都非常疲倦，但還必須堅持讀書，每晚最多只能睡5-6小時。當年交大頭三年的課程已經相當于美國大學土木系四年的全部課程。除國文課外，老師都用英語上課，所以他后來出國沒有遇到語言上的障礙。

　　1946年大學畢業后，他去浙江省杭州錢塘江海塘工程局工作，約半年多，1947年春回上海鵬程建筑事務所。此后，他的父親聽從做教育工作的朋友的建議，決定把三兄弟先后送到國外留學，開眼界，長見識。

　　■因為急于返國，畢業典禮都放棄了

　　■歷經行程數千里，繞道歐亞十多國，歷時4個多月，終于回到了祖國

　　瑞驊引以為自豪的一點是，自到達加拿大那天起，直到他離加回國止，都辛勤工作，自食其力，沒有一天是沒有收入的。他先到加拿大的橋梁公司工作，被作為永久職員培養，1950年辭職讀書，到多倫多大學土木系讀研究生學位，不僅得到全A的成績，也始終在課余兼職制圖工作，讀書期間收入也頗豐。

　　瑞驊本應該在1952年夏季多大舉行的畢業典禮上被授予正式的碩士學位，而且因為成績優異，還會給予很大的榮譽。但是因為他急于在三月份離加返國，所以放棄了參加這次典禮的機會，連碩士文憑也沒有拿到。直到五十年之后， 2000年的時候，由在加拿大的嫂嫂桂仙代他與多大聯系，他才取得多倫多大學正式的碩士學位證書。

　　1951年末的一天，哥哥瑞麒的一個朋友董漠海突然來說：中國方面來人了，是從日內瓦來的。當年很多國家都沒有跟我們建立外交關系，唯有瑞士是中立的國家，中國有駐日內瓦的公使館，公使名馮鉉。董說，正因為這樣，來人不便直接和留學生見面，而是請大家相互傳達轉告，希望留學生回國參加建設，并說只要每人各自寫信給周總理，他就會給每人發來回國入境證。瑞驊和其他許多愿意回國的人就按照這一辦法寫了信給周總理，后來他果然收到中國政務院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1952年2月8日的復信，歡迎他回國。

　　那時，朝鮮戰爭正酣，他們已完全沒有可能從美國直接回國，唯一的辦法是繞道歐洲輾轉而行。1952年春，瑞驊和兄嫂、高自瀏、胡愛民一行5人從多倫多出發，奔赴瑞士。

　　到瑞士后見到公使馮鉉，還有一位溫參事。溫參事知道瑞驊是學工程的，就鄭重地對他說：瑞士公使館是新中國唯一的對外窗口，所以需要擴大。他們打算另覓合適的地點買房，希望瑞驊留在那里協助工作，可以給每月400美元的工資。瑞驊說：我可以協助工作，盡量為你們解決工程上的問題，但我不愿接受工資，也不愿單獨留下來。因為我出國時拿的是國民黨政府頒發的護照，我怕如果脫離集體以后一人獨自回國，萬一發生問題就難以應付了。后來瑞驊和溫參事去看了有意購買并裝修的樓房，提了一些建議，基本上解決了問題。

　　當時他們也問過：如果從莫斯科走，是否會安全一些，因為中國和蘇聯已經建交。溫參事卻認為不妥，那條路線不一定能走得通，而且費用高得驚人。他說還是按原來的計劃比較合適，英國是較早承認新中國的，那里有我國的代辦處。通過代辦處聯系回國事項，就安全多了。從英國乘船到香港，再過鐵絲網到深圳，在邊界上就能見到解放軍，向他們出示政務院的信就可以了。

　　他們就輾轉到英國，搭乘Curnad Line號郵船回國。在從斯里蘭卡到新加坡途中，有一天一個美國牧師來找他說，頭等艙里有一個日本駐英國使館的領事，想到新加坡上岸辦事，但沒有像樣的領帶，想借一條。瑞驊有許多領帶，回國以后就沒有用了，就拿了幾條給他，說：“如果你需要，我就送給你了。”那日本領事連連90度鞠躬，千恩萬謝地拿著去了。一個外交官連體面的領帶也沒有，可見戰后日本之困苦。在新加坡他們也上了岸，瑞麒同班的李姓同學曾拜托他們途經新加坡時一定去看望他的哥哥，說他哥哥是曾在英國讀法律的，名叫李光耀。當時他還沒有從政，但在社會上已有一定聲望，所以他們上岸后一打聽就找到他家了。那時他住一棟老式的木屋，相當樸素。

　　郵輪到達香港的那天正巧是星期日，因為他們沒有香港的簽證，不能停留，只能過境。領到行李后，一行人馬上趕到香港深圳邊境，那時的羅湖口岸什么也沒有，連一間房屋也沒有，唯有一片荒野和鐵絲網，鐵絲網的另一邊站著一位執勤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。最后他們過了鐵絲網，當晚住在深圳的留學生招待所，隨即去廣州。在廣州脫掉了西裝，換上了解放裝，他們歷經行程數千里，繞道歐亞十多國，歷時4個多月，終于回到了祖國。

　　后來掀起出國熱潮，往往有人問瑞驊：你當初在國外生活很好，不僅有綠卡，還可以入籍，你為什么要回國？你后悔嗎？他總是說：“我的選擇是明智的。我從來沒有后悔過。”他說，如果當時入加拿大國籍，就必須放棄中國國籍，這是他首先不愿意的。再說，他不喜歡像在加拿大小鎮上過的那種平淡安逸的生活，已經可以一眼看到數十年之后的情景了：貸款買一棟住宅，過了幾年積夠錢再買一棟別墅，再過幾年又積夠錢買條游船，無非就是那樣罷了，又有什么意思？日復一日如機器一般工作，無樂趣可言，更談不上有所進步和創新。那時候，新中國百廢待興，他相信總有成就一番事業的機會。另外，還有一個原因使他不愿在國外長期待下去：在一個以白人為中心的世界里，黃種人是永遠也不可能進入主流社會的。

　　■“我天天躺在地板上睡不著，聽你打呼嚕，你倒什么心事也沒有，我可心急如焚啊！”

　　■做開拓者，“不后悔”決不是虛言

　　1955年夏，“肅反運動”剛開始時，有一個名叫梁廣義的同志來找他談話，說因為他到過國外，情況復雜，所以成立了專案組。那一時期他就不能回家了，白天他還上班，晚上專案組的組長梁廣義住在他家里，打地鋪，調查問題。

　　有一天上午，來了三個人，拿出一張搜查證，上面有公安部長羅瑞卿的蓋章，開始非常仔細地搜查。所有的家具，甚至連墻壁、電燈開關也都細細檢查，無一遺漏。把每一本書中的每一頁都仔細翻開看過，連一罐白糖都全部倒出來看里面是否有問題。

　　這個組有二十多人協助調查，讓他把凡是認識的人，都盡可能提供出來，甚至在工程方面僅接觸過一次的也都寫出來。結果竟提出了一個有400人之多的名單。按照黨內的規定，凡提到的人名，必須派至少2個人去調查，不可有一遺漏。梁廣義說他本來以為兩個星期就可以結束調查了，豈知竟拖了四個多月。他跟瑞驊說：“我天天躺在地板上睡不著，聽你打呼嚕，你倒什么心事也沒有，我可心急如焚�。�”他還說：“你是吃小灶的，一切都按正規的手續辦。我看你這個人不宜搞政治，你連托派（托洛茨基）和鐵托都搞不清，是要出大問題的。室里的同志都反映你的業務很不錯，待人也誠懇。我看你今后還是專門搞你的業務吧。這次查了你，以后不會再搞你了。”瑞驊聽了他的話，從那以后就再也不參加政治活動。而后來的一次次運動，瑞驊因為這次查的徹底清楚，也沒再有什么疑問和麻煩了。

　　“肅反”結束后，設計局的晏家華副局長找瑞驊談話，第一句話就說：“你現在是我們的自己人了。部黨組五人小組給你一個正式由他們簽證的結論，說明你沒有問題。”接著宣布他調離設計局，到金屬結構局設計室當主任工程師，負責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156項軍用及民用重點工程，并說：“這些都是國家發展的命根子，相信你一定會搞好的。”

　　當時瑞驊才回國不久，對這樣的政治審查很不理解，所以心里有氣。那時他剛買了一輛摩托車，每天上下班都騎摩托車。每天一早發動摩托車，發出很大噪音，鬧得建工部大院甲五樓宿舍樓的人們都能聽見，都知道他是心中有委屈。

　　不過審查的事情事后想來就容易理解得多了，瑞驊將要參與的是很多重大、重要工程，也有很多保密的工程，不進行嚴格的審查，搞清楚歷史問題，似乎也是不合適的。

　　的確，在他的專業上，瑞驊回國后獲得了極大的滿足。研究設計了三門峽、新安江、劉家峽等水電站纜索式起重機鋼結構；廣州200米電視塔的設計建造；首次使用角鋼網架結構的首都體育館，曾是“亞洲之最”的北京325米高的大氣監測塔……他做了很多填補空白的開創性工作，在專業領域獲得的成就感，肯定是和留在國外公司日復一日的工作不可比擬的，所以他說“不后悔”絕不是虛言。

　　金屬結構室從1954年開始籌建，1956年成立，工作完全從零開始，直到1966年“文革”前達到鼎盛，成為國內唯一的鋼結構專業隊伍。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，原金屬結構室的人員全部下放到河南、山西和湖南三省的不同單位。從此全部被拆散。“文革”后雖有少數同志調回北京，但已形不成力量。瑞驊說他雖往往被認為是鋼結構界的先行者，對個人來說是很大的榮譽，但每思及金屬結構室的消亡總有無限的遺憾。他說這一毀滅性的打擊對國家所造成的損失，更無可言表。

　　■建人大會堂，“腦袋好比是掛在褲腰帶上的”

　　■周總理提出：“用十個月建成，用三年完成檢修”

　　兩年前我在網上看到過一篇博客，詳細記述了當年人民大會堂的施工過程，在那篇文章的后面有兩個跟帖，其中之一是這樣寫的： “人民大會堂鋼結構的負責人是瑞驊教授，他是建國初由加拿大回國的鋼結構專家。……大會堂按期建成后，周總理說過他是最應該感謝的三個人之一。”

　　1958年，國家決定建造人民大會堂，并作為大躍進的一項主要標志，必須在十個月內建成，到1959年建國十周年大慶時要建好，毛主席將要在大會堂陪同赫魯曉夫觀看演出，工期非常緊迫。這個重大工程由周總理親自抓，負責人民大會堂工程結構的主任總工程師是北京市設計院的朱兆雪，他是留學法國的，對鋼結構不熟悉，所以要瑞驊在鋼結構方面全面負責設計、制造、安裝。

　　他曾跟瑞驊說：“我們兩人的腦袋好比是掛在褲腰帶上的。”這么說，是因為這個工程不僅重大還處處是挑戰。其中重要的鋼結構任務有：人民大會堂60米跨度的屋蓋；二層宴會廳48米跨度的鋼結構桁架；人民大會堂二樓出挑16.5米的懸臂看臺。在當時環境下，既不容許有絲毫浪費，又必須確保安全，達到百年大計的水平，計算書也必須公開審查。而這一切又不得不在使用低質量鋼材的前提下完成——明確要求必須全部采用國產鋼材，但當時因為大煉鋼鐵，鋼材的質量極為低劣。

　　人民大會堂60米跨度的屋蓋，包括鋼屋架和大型屋面板，上面加五層油氈防水，還有保溫層、找平層和最上面的一層小石子，而施工時往往還要超重，所以自重太大，安全系數低到危險的地步。瑞驊和朱總因此食不甘味、夜不能寐，再三考慮后，他們向人民大會堂管理局的局長提出：“你們要求我們設計時不考慮屋頂上站人，我們認為不妥。萬一放焰火時許多人上去觀看，我們就不能保證其安全，出了事故由你們負責。”局長聽了，打報告向上級領導反映，結果同意每平方米加400公斤的活荷載，也就是把屋面當成樓面來設計，這樣安全度就足夠了。當時我國最大軋制角鋼的能力是軋200 × 200 × 20毫米的角鋼，用這樣規格的角鋼做60米跨度的屋架上弦顯然是不夠的，最后瑞驊只能別出心裁地設計一種新的上弦斷面：在兩根角鋼之間夾一片20毫米厚的鋼板，三位一體，全部用鉚釘連接，使之截面成為一個T字形，共同受力。

　　宴會廳的大梁長48米，重148噸，因為是在二層，難以把如此長的大梁運上去，所以必須在二層現場施工，為此設計搭建了一個臨時施工平臺，用此承托148噸的桁架。當時這種大型桁架只能采用鉚釘結構，才比較可靠。瑞驊說，在沒有高強螺栓前，都必須采用鉚釘，法國的埃菲爾鐵塔也是采用鉚釘建造的。宴會廳鋼桁架施工時，工人要把燒紅的鉚釘摔到28米高空的平臺上，然后用鉚釘槍在兩面對打，直至鉚釘冷卻為止。鉚釘必須摔在離建筑物一定距離之外，所以接鉚釘是很困難的，有時工人需要把兩條腿鉤在鋼架上，身體則懸在半空中去接鉚釘，雖有安全帶，也很危險，但在下面摔鉚釘的和在高空接火紅鉚釘的工人都是有特技的，決不會失手。瑞驊說，加拿大橋梁公司每年都有摔接鉚釘的技術比賽。今后這樣身懷絕技的工人可能是再也不會有了。

　　他的第三項任務是大會堂出挑16.5米的懸臂看臺，它也是很特殊的。周總理給他們講過一個故事：有一個姓李的將軍在延安唱京劇《武家坡》時，群眾非常激動，跳躍叫好，結果造成劇場二樓的看臺倒塌，當時周總理也趕去救人，腳跟還踩上了一個釘子，所以對這次事故印象很深，一再叮囑他們設計看臺時要十分注意，不能給人有震動或不安全的感覺。瑞驊就重新修改設計，加大了挑梁的截面，還請建筑研究院專門來測試撓度。周總理非常認真，挑臺建成后他調了許多解放軍來，在看臺上坐得滿滿的，座位之外另外還有許多人站著，由軍官發出“起立，坐下”的命令，周總理自己也坐在看臺的最前面。最后他說： “很好，沒有感到震動。”在施工期間，周總理經常來人大會堂工地，中午就和大家一起排隊買飯。

　　還有一個重大問題是由周總理決策解決的：人大會堂全部所需4000余噸國產鋼材，到1959年7月份時，發現已經制造好的部分鋼構件的鋼材質量有問題。周總理知道后，立即命令冶金工業部副部長當天趕去鞍鋼，監督生產6000噸合格鋼材，限兩星期內全部運到北京，重新加工制造，再擇優選用。當時鞍鋼正在軋制京滬雙軌鐵路的鐵軌，立即停下來，全力以赴保證人大會堂工程的需要。
 

　　人大會堂工程結束后，周總理在福建廳召開慶功大會，宴請參加國慶十大工程的主要負責人，瑞驊也有幸被邀。人大會堂工程為十大工程之首，周總理請設計人大會堂的代表第一個上前接受他的祝賀，一共上去三個人：北京市設計院的朱兆雪總工程師、鐵道部的汪菊潛副部長和作為建工部代表的瑞驊。三人走到周總理面前，他說： “祝賀你們成功！”并和他們一一碰杯，一飲而盡。當時站在他旁邊的彭真市長說：“總理滿意不滿意？”總理說：“滿意！滿意！”彭真說：“給個分吧。”總理伸出一只手，連聲說：“五分，五分！”全場聞言熱烈鼓掌�；氐阶郎虾螅�這三人商量說，應該是我們去向總理敬酒才對，正準備上去，邊上的警衛人員給擋住了：“今天總理特別高興，喝酒喝多了，你們就免了吧。”

　　人大會堂工程雖然如期在十個月內完成，但因為建設時間非常倉促，所以小的事故不斷發生。例如用螺絲擰上去的玻璃燈罩容易松動，有一次就在西哈努克到人大會堂前10分鐘，在他將要經過的路上有燈罩掉下，幸好沒有出大問題。后來燈罩都用鐵絲網保護起來了。在屋蓋系統里也出過事故，有一次夏天開會開了數小時，突然聽到屋頂上面發出兩聲猶如打槍的聲音，原來是因為當漫天星吊頂的燈光全部打開時，熱度極高，有幾個連接支撐的螺栓斷掉，掉下來打在吊頂的鋼板上。1959年10月1日那次斷電要算是出了一個大事故，毛主席和赫魯曉夫剛坐定下來，全場突然一片漆黑。公安部長羅瑞卿急得團團轉，大聲問“是誰干的？”后來發現原來是一個工人在舞臺后面的化妝間里插錯了插銷，燒了保險絲，導致斷電。對于這一系列問題的發生，周總理提出：“用十個月建成，用三年完成檢修。”按照總理的指示，檢修工作持續了三年。那段期間瑞驊經常要去人大會堂，往往在最靠近北門左手的新疆廳開會。